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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篇一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有着特定的精神内涵和主导思想。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着重从安土重迁大陆型文化、德性修养伦理型文化、中庸之道和谐型文化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标志。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巨大力量。文化即历史,由历史形成的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民族精神的实质,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未来。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在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有着特定的精神内涵和主导思想,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从时间上看,一般指上起“夏”、“商”、“周”奴隶社会,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分别在3000―5000年前消失,虽然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往无前,绵延数千年之久从未中断过,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之谜”。 中国传统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说:“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出现,使我们觉醒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对中国崇尚理性的道德观念也甚为推崇,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用以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甚至著文主张欧洲各国政府必须以中国为范本。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结晶,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是维系中华民族内在情感因素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注重“安土重迁”的大陆型文化

各民族文化的生成是由地理位置、从事物质生产的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而造成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认为对文化产生影响的地理因素主要有三个: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巨川大流流经的平原流域、和海洋相连的海岸区域。中国是一个以平原为主,兼有草原和高地的大陆型地理形势。中国位于东亚大陆,背靠欧亚大陆腹地,东临浩茫的太平洋。一面临海、三面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地理环境使中国相对与外部世界隔绝。由于高山、大漠与海洋的天然阻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域外的交通、交流保持着有限的规模和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这种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方的海洋型文化不同的一种“大陆型文化”。如果说中华文明之树是植根于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西方文化之舟则诞生于蓝色的波涛之中。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海有着不解之缘,西方文明诞生在地中海的怀抱,地中海沿岸成为西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中西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早在殷商时代,农业就已成为华夏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中国几千年各朝代实行的是以农为主、重农抑商的政策。农耕文明要求农民必须与土地结合,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居住相对稳定是农业发展的前提。西高东低的地势、复杂多样的气候、众多的河流湖泊和丰富的资源为中国先民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资料。农民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统治者的重农固本和小生产者的安土重迁相辅相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养成中国人注重实际、立身行事不尚空谈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想性格。这在价值观上与工商业文明的能说会道、精于算计,游牧文明的勇敢剽悍、游牧四方不同,中国人一直赞美吃苦耐劳的品质,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恬静淡然的精神境界。

(二)注重“德性修养”的伦理型文化

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宗法制度为根本特征的社会结构。宗法制是指用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等级,并确定继承权力和家族成员间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法则。这种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家国同构,任何一个王朝都实行家天下的原则,国就是皇帝的家业,可以传之子孙;二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世卿世禄的官僚制度;三是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君王以万民之父的身份君临天下,君权至上要求天下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观念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12539;离娄上》)。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维系社会关系、调节个人心理平衡和精神生活是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来约束自我和完善自我实现的。如《礼记&12539;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高高在上的天子一直到平民百姓,无一例外都要以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求善”,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导向,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致力于个体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统一,在个体主张为“仁”,在社会主张为“仁政”。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要求一个人在德性修养方面要达到仁、智、勇的“三达德境界”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12539;子罕》) (三)注重“中庸之道”的和谐型文化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十分强调与大自然的协调、融洽、和谐与一致,即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主张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但不应破坏自然。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着力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国家和民族的统一,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观念。“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最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之中。“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要适度,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孔子曾赞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将“中庸”视为至高的品德,视为君子应当努力去追求的境界。如《论语&12539;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记&12539;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难看出,持“中”之道是达到和谐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和谐的重要手段。“和”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本质并不是“无原则”的,是对中庸之道“无过而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辨黑白、论是非,把握事物的“中正”、“中和”,即把握事物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对伦理道德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儒家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了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这里所说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或者简单的同一,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中的“和”是承认差异前提下的和谐,是允许不同声音的和谐,“百家争鸣”、“万马齐喑”的局面并不是和谐。2003年12月,中国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时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和而不同”。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身上烙下深深印记的民族文化基因,记录着中华民族风雨历程鲜活的心灵史,也昭示着中华民族弘扬传统、与时俱进的未来发展方向。现代学者余秋雨在《千年一叹》写道:“中国就像是一个两千多岁的老人,今天他还在和众多年轻人一起跑在世界的田径赛场上。”让我们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态度,一起去守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真、善、美的精华,传承中华文明,释放人生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任浩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

[5]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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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篇二

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又塑造了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前提条件,制约着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与我们今天如何走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天如何走,又与我们的过去是息息相关的”。[1]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古代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从纵向看,它具有发展继承性,从孔孟儒家文化以来的各种文化的兴衰,以及各种文化自身的发展,构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横向看,它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包括传统的儒、释、道等诸子百家文化,也包括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的现代化,而只有深刻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基础,选择符合本民族的发展模式。

从中华文化的总体脉络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本主义

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始终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及其实践为核心,以心性修养为重点。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人本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的中心和重心,人与天地相参,并且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为人们行为的合理尺度。一方面,用人事附会于天命,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天道”的运行,以获得一个外在的理论架构;另一方面,人往往把主体的伦常和情感贯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历代封建帝王宣称的“奉天承运”,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是伦理政治文化,“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诚心、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是人本的文化,从人出发,以修身为实现道德政治理想的根本解决办法。另外,传统文化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考察。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等,这“五伦”都有特定的道德规范,以期待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重道轻器

传统文化在处理义与利以及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重道轻器”的倾向。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甚至弃利取义;在道与功的关系上,举张明道而不计其功;在名与身的关系上,重视名声胜过生命,表现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禁欲主义。朱熹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存天理,灭人欲”。早在朱熹之前,程颐就说过:“视听言动,非礼不为,既是礼。礼既是礼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2]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重社会,轻自然。传统的伦理本位的原则,使得人们唯道德至上,并把其思维重心和活动重点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先秦“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中国历代思想家主要致力于经邦治国、服务社稷,在风俗、教化、人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种思维方式使人们把个体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因而,在主客体关系上,把注意力过多放在对主体道德修养的培养上,忽略了对客体规律的探求及对大自然的改造。

三、经世致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崇尚实际。由于“道”并非强加于人们的外在绝对的精神或理念,而是源于实际的伦理关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论概括,所以这个形而上的道就有了自己的现实根据和丰厚的文化土壤。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奚以为?”[3]不仅仅对于文学活动而言如此,所有一切行为都是要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诗歌的现实作用是事实,而人们积极探求和领悟的真正的现实意义是需要人们去努力挖掘的,是需要人们主动的努力的。韩愈阐明儒家的“道”的核心是仁义。荀子不但重视礼乐,也倡导法律,礼法并重,兼用霸道。虽然在道统上荀子被排挤出了儒家正统,但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伦理道德政治

德与政治相互整合,讲道德是为了讲政治,讲政治也是为了讲道德;道德体现政治,政治寓于道德之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

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家国同构,父权借君权以畅行,君权借父权以确立,因而伦理和政治是不分家的。孝亲与事君是同一道德原则在不同层面的运用。家族内部用以调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便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孔子把“仁者爱人”的“仁”与政治制度上的“礼”相联系,使仁礼一体,相辅相承,礼治具有道德色彩,道德具有政治功用;孟子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举张实质就是通过伦理政治化,以真正落实儒家家族国家化和国家宗教化的总体构想。西汉初年“以孝治天下”就是伦理道德与政治原则的会通;宋明理学的价值目标也是要构建一种长治久安、永恒稳定的社会秩序。封建社会的“三纲”既是政治原则,又是伦理规范,它沟通了族权与王权,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基本特征和价值理念,也给古代的专制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缓和了社会矛盾,构筑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增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

五、协调整体和谐

重视整体利益的维护,从整体的利益出发,提倡协调,达到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在中国哲学中,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强调整体观念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在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中,有一个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所以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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